长期以来，人们皆乐观地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制度的改进，人类的生死问题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但实际上则不然。如今，科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大幅度提高，但死亡问题并没有减少更没有减轻，现代人的死亡的品质并没有得到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提升。
1、科技与制度的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生死问题。
人别于万物的特质有无限之多，但最基本的还在于人有精神、意识和理性。中国古人有二句名言：“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天地之心”。所谓“万物之灵”说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可以明事理，能够区分万物，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驭使万物以为己用。所谓“天地之心”是说，人类虽然是天地自然所生，但却成为了天地自然的一种灵明：万物是没有精神意识的，是不能自明的，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意识与观念，才能认识万物、分辨万物，是为“天地之心”。所以，无论从发生学、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观察，精神、意识、理性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人类之所以别于其他动植物的根本所在。
千百年来，人类就是运用自身的精神、意识和理性，去认识世界、去改造世界，并使自然界屈从己意，获得了难以估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人类也不断地改造社会、创设制度，运用精神的能力去创造音乐、绘画、文学等等的艺术天地，从而在自然的世界之外营造出一个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时至今日，应该说，人类已经极大地提高了生活的水平，获得了较高的物质及精神的满足。
由这一视角来观察与人类共始终的特殊的生命事业——殡葬活动，为什么会从家庭、家族的一种哀伤活动演变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庞大的产业呢？正是在人类有精神的世界。殡葬的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消费、心理消费和情感骨灰盒消费。与劳动价值论揭示的商品的价值由劳动量决定不同，殡仪服务的价值不是由劳动时间的量决定，而是取决于丧者情感、心理、精神上的满足，体现为满意度的高低。
所以，人类应该进一步深思，扪心自问：我们为何要勤勤奋奋？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改造大自然、如此深刻地变革社会制度？我们为何要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都是为了使我们的人生更好更精彩吗？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了：人生并不仅仅指生活，更包括死亡在内。死亡并非是人生的异质性存在，并非是人生之后的状态，“死”实质上正是人之“生”的一体两面，就涵括在人“生”之内。
据有关资料显示，仅就中国大陆而言，目前的死亡率大约为千分之六，也就是说，中国一年死亡人数约达八百二十万之巨。（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号）》，全国人口为129533万）一般而言，一个面临死亡者，他的家人必不可免地会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同时与死者有关的朋友、同事等也会产生哀伤之情。这样，仅中国大陆每年的临终者和受死亡问题的困扰者就有九千万人左右（以每个逝者10个左右的亲属和朋友计算）。可见，在二十一世纪及其以后，死亡品质的提升，包括殡葬水准的提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若死亡品质不能迅速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势必拖住人类提升生活水平的后腿，从而让人类全面改善人生品质的努力落空。殡葬业品质的改善，是人类解决死亡问题整体努力的重要组成方面。
一般而言，科技可以帮助人类去征服自然，提高生产率，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大幅度提升生活的水准，但却难以解答人类之死及死后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科技所由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的理性，而理性又主要生发于人之经验。“死”却是人类经验无法到达的领域，“死”存在于“彼岸”世界，是活着的感性的人难以经验的存在。所以，这些问题也许只能求助于生死的智慧。
所谓生死智慧，本质上即是对人生问题、“彼岸”世界、超越性存在的一种解释模式，而这种解释模式具体就落实于人类的殡与葬的活动之中。从生死哲学的角度看与人类共始终的殡葬活动，其实质就是人类试图突破“生”“死”之界的不懈努力，这是一种悲壮的最终总是归于失败的努力，而且消耗了无数的物质财富。如果站在纯理性的立场、站在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似乎都不必要，毫无意义。但是，恰恰是在殡与葬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丰富的丧葬文化，从而使临终者得到一种稳定感，获得安息之境，特别重要的是，遗属们获得了一种心理的慰藉、一种无穷的期盼、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其实就是人类解决死亡问题努力所在。问题在于，我们的殡葬业是否真正的实现了这一目标，还是部分地背离了这一目标，甚至扭曲了这一目标？这才是我们要真正要关心、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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