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理论的转向，必定深刻地影响着应用伦理学。在生命伦理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着这样的变化。从Robert Veatch的“契约论伦理学”、Pallegrino以有利或行善原则为基础的伦理学、Rawls的“正义论”伦理学、道义论伦理学、后果论伦理学、以及Beauchamp和Childress的原则伦理学，到Engelhardt的后现代生命伦理学——“当下的多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越来越关注于多样性和情境的变化，不断消解着那种抽象的、普遍化的原则。而女性主义对生命伦理学的介入则是颠覆性的和覆盖性的。
1.ngelhardt的当下多元伦理学；
Engelhardt自己承认其代表著《生命伦理学的基础》是一部后现代的著作，因为它接受了后现代的特征：“总叙述已经丧失了可靠性，不论它使用何种形式的统一性，也不论它是思辩式的还是关于解放式的叙述。”⑻用恩氏自己的话说，在《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中它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道德基础，只是提供了一条程序性的道德原则。它让人们看到、发现一种唯一正确的、当下的、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伦理学是不可能的，理性没有能力提供一个确定的道德基础来解决道德争端。
恩氏学说的一个主要伦理观点是：人们现在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多元化的道德境遇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朋友，他们相互之间信奉同样的道德前提，并且认可相同的道德权威。因而，道德朋友之间的道德争端可以通过诉诸共同的道德前提或道德权威来得到解决。然而，每个人也都会遭遇道德异乡人，道德异乡人之间持有不同的道德前提，也不认同相同的道德权威，因而他们之间无法象道骨灰盒德朋友那样来解决道德争端。恩氏论证说，在后现代多种道德前提共存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由学术推理来得知哪种道德前提是唯一正确的，也无法由科学论证来得出哪个道德权威是普遍有效的，因而，人们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恩氏强调，任何不涉及别人的（self-regarding）行动，别人都无权干涉；而涉及别人的行动则必须得到别人的允许——这就是恩氏著名的“允许原则”的核心所在。Engelhardt把“允许原则”作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它是一种超验的、程序性的原则，不能告诉我们应当相信何种道德理论，没有具体的道德内容。它只是强调在一个俗世的多元化的社会中，涉及他人的行动的权威只能从他人的允许中来，不经过他人允许采取行动是不具有任何道德权威的。
通常人们谈及生命伦理的研究时，往往把道义论或功利论作为其理论基石，以此为原点再提出相应的伦理原则。这似乎简便易行，但对于日益复杂的伦理问题可能尚嫌不足。这是因为，道义论和功利论两者各有缺陷：前者通常不考虑价值，不计较行为后果，如果将它绝对化，其原则就容易流于空泛，而且会忽视其中价值内涵的实际变化；后者正好相反，强调价值与行为后果，但如果一味重视具体的功利性，很可能失去道德规范的意义，陷入相对主义的境地，最终导致重大价值理念的丧失。正因为这样，在如今的生命伦理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中，人们时常会把道义论与功利论相结合，例如，在临床医疗活动中，既十分强调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尽其所能去抢救病人；又会考虑对具体病人救治的实际效果，从对象的生命质量以及卫生资源的经济成本去作出衡量。这两者有时可以相容而兼顾，有时又似乎很难两全。当出现这种现象时，很有必要去寻求两种理论或原则的契合点，有时甚至可以把这类属于规范伦理的理论进一步提升到一般（元）伦理的层面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其中包括澄清含义模糊的概念与观念，理出冲突的价值根源，进而寻求某种价值共识，达到某个道德标准的坚实基点。换言之，不能满足于以现成的道德理论、原则去对现实作思考，还要因现实的变化与复杂性不时地回过头去对既定的道德理论、原则进行思考，生命伦理经常性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善于交叉地作“道德思考”和“思考道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