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概念和现今的研究热点“安乐死”有某些不同。不论是主动安乐死还是被动安乐死，都有加速死亡的倾向。而临终关怀却提出不延缓、不加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伦理问题。但亦有学者认为安乐死应属于临终关怀范畴之内，且仅为临终关怀的一小部分。
协助病人安静地、有尊严地死去；去者能善终，留者能善留
病人安静地、有尊严地死去，是临终关怀的结果，但不是终点。古语曰：死者何辜，生者何堪？对所爱的人的死去，我们由震惊而哀恸、绝望，对已故者的感觉由悲转怒，进而出现抑郁等强烈过度的哀伤。在中国现今缺乏社会工作者的情况下，丧亲辅导的任务就落到了护士身上。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只单纯注重护士的职业道德的培养，要有爱心、同情心，却忽略了对“抚慰”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当你面对悲痛欲绝的家属时，仅仅有同情心是同样无能为力的。由此看来，丧亲抚导的课程培训是势在必行的。
综上所述，可见发展临终关怀所面临的伦理问题，相当尖锐而发人深省。在中国推进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但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社会卫生保健体系中应该包括3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组成部分，即：预防、治疗、临终关怀。无病则防，有病则治，治不好则临终关怀。护士作为发展临终关怀事业的主力军，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让我们用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骨灰盒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来共勉吧：“对临终病人的完善照护，不仅体现对人的尊严的维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家庭和单位的负担，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内容，是一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善举”。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手段、设备的更新，在与人的生命活动各阶段密切相关的医疗实践中，伦理、社会、法律等问题层出不穷，如“试管胚胎”养育的婴儿长大后寻找生父的权利问题，其它人工生殖技术诞生的后代是否享有各种相关权利的问题，脑死亡条例的制订及实施问题，安乐死与临终关怀问题等等，许多仍是争论不休，悬而未决。近几年，与人类基因组研究相关联的疾病治疗、遗传服务、克隆人以及各种人体实验所引发的诸多问题，更是引起全球的关注。生命科学的进展，生物技术的应用，不仅向人类展现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伦理难题。这些难题有错综复杂的因素，从深处讲，意味着有关生命的传统思想、观念、规范、习俗正在不断受到生物医学技术的冲击与挑战，这里的“传统”不只是指沿革已久的历史性观念，而且还包括某些新技术诞生以来的一些价值认识与伦理规范，这些价值认识并不充分，伦理规范并不完善，随着事态的发展，情境的变化，内在的隐性问题会逐步显露出来。
有些人认为，生命伦理和其他具体领域的伦理一样，属应用伦理学范畴，因此只要把一般伦理学的原理拿来运用到生命领域就行了。事实上，生命伦理远非如此简单，面对错综复杂的相关问题，生命伦理不仅需要伦理原理的指导，而且还要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和切合实际的伦理分析、判断、评价，甚至还需要对伦理原理本身作深刻的反思与研究，以期获得伦理应对的正确而强有力的支撑。简言之，生命伦理大致有三项任务：
从道德哲学、生命哲学的层面，借助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去思考和探寻人类的根本价值理念，以此作为指导性的原理，为提出和制定原则、准则、法规提供坚实的伦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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